黄永年：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正文
陈寅恪先生撰《狐臭与胡臭》一文，载《语言与文学》（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中华书局印本）中，其要点谓：
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此事有关。
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案陈先生之说大体甚是；惟尚稍嫌未备，请逐一考论：
（一）陈先生谓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实为卓识。惟仅据唐崔令钦《教坊记》及五代何光远《鉴诫录》，谓：范汉女大娘子（见《教坊记》）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作出于西胡之推测，李珣（见《鉴诫录》）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疑。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经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其实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并非绝无，《太平广记》卷三七六再生二士人甲：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司命……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着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案《隋书·经籍志》：《幽明录》二十卷，宋刘义庆撰。）
案康为西胡种姓，此段记载正是西胡种人体具胡臭之明文，文中且颇尽形容描画之能事。虽小说虚拟，似非《教坊记》、《鉴诫录》等史实之比；然实可表示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西胡体具胡臭之观念。然则胡臭之得名于西胡体臭，得此记载，已可确然无疑；正不待引据唐代不充足之证据，如《教坊记》、《鉴诫录》等，而作疑似之推论也。
（二）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如引用唐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论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云云，及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五八小儿杂病诸候六胡臭条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云云，而曰：孙思邈生于隋代，与巢元方为先后同时之人，故不可据巢书作‘狐臭’而孙书作‘胡臭’，遽谓‘狐臭’之称尚先于‘胡臭’也。其实隋唐以前之书籍中，早见胡臭及狐臭之事。苟单读陈先生文，似胡臭、狐臭二事，即始见于孙巢二氏之书者矣。初学读陈文至此，恐易生误会。故不惮词费，更征引隋唐以前记载，以伸说之。
案胡臭之事，见上引刘宋刘义庆《幽明录》。而狐臭之事，亦已见于刘宋之时，《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子弟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案《隋书·经籍志》：《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
此文中所谓臊气，即是腋气。而时人咸谓胡道洽是狐；可见臊气之为狐之特征，已为时人所公认。故此文未道出狐臭一词，实已表示狐臭一词，至迟在刘宋时已成立矣。
据此，知胡臭或狐臭之事，均早已见于刘宋之时。惟吾人一方面固不能断定前此必无关此二事之记载，而断言此二事即始于此时。一方面亦更不必推究《幽明录》与《异苑》成书之先后，以决定胡臭与狐臭二称究为孰先。盖决定此二称之先后，与考定腋气之得名，本别有其依据（如陈先生即依据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及中古旧籍中腋气与西胡之关系，而决定此二称之先后，谓此腋气中由西胡种人得名云云也），初无预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之先后耳。然则陈先生置辨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且为隋唐后世之载籍）之先后者，得毋稍涉蛇足之嫌乎?
（三）陈先生于胡臭、狐臭二词产生先后之解释，谓：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案此说固甚有理致，惟鄙意以为尚未免过嫌简单。盖胡、狐两者之间，疑颇有其相当关系在，而未为陈先生所拈出也。考旧籍载唐及唐以前狐事最富者，莫《太平广记》若。《广记》辑狐事九卷，鄙见以为其中可以透露胡、狐有关之消息者，凡有数端：
（甲）狐多姓胡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胡道洽，……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卷四四九狐三李元恭：唐，……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出《广异记》）（案《广异记》唐戴孚撰，见《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同卷李氏：唐开元中，……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杨氏女：小胡郎乃野狐尔。（出《广异记》）案此均言狐为胡姓（后世小说言狐事者仍多言狐为胡姓，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当即源自唐人）。
（乙）狐姓白、康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出《广异记》）案白、康均系西胡种姓（白为龟兹姓，康在唐为昭武九姓之一）
（丙）狐长流沙碛卷四四九狐三韦明府：唐开元中，……崔狐……曰：‘……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出《广异记》）案唐人流放多在岭表，今曰长流沙碛者，以沙碛在西域，为西胡所居处也。
（丁）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卷四四七狐一僧服礼：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僧服礼……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出《广异记》）同卷大安和尚：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变作牝狐下阶而走。（出《广异记》）卷四四八狐二叶法善：开元初，……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出《纪闻》）（案《纪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当出唐人手。）卷四四九狐三阳令：唐……菩萨坐狮子上。……〔罗〕公远笑曰：‘此是天狐。’（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有一佛容色端严，……是赵门福（案即狐）。（出《广异记》）同卷代州民：唐，……窃视菩萨，是一老狐。（出《广异记》）卷四五一狐五长孙甲：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举家见文殊菩萨。……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人设禁，遂击杀狐（案即前之文殊菩萨）。……复有菩萨乘云来，……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出《广异记》）案佛为胡神，僧为胡道人（多见魏晋南北朝旧籍中），佛教徒除隶籍西域中亚外亦有印度人，而时人固亦被以胡称，与西胡等视也。
案中国本土古本多狐，狐之一物，恒见于先秦旧籍之中（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氏传》、《国语》、诸子书中多有之，文繁不具引），其非属外来西域输入之物也明甚。然则其在后世载籍中，何以与西胡发生如斯之关系?于此不得不试作如下之解释：
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鹅鬼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所引剑影双虹之室致胡林翼札中，载《学海》月刊第一卷第四册，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上海印本）。《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所载之胡道洽者，即颇有西胡之嫌疑，而时人顾咸以狐称之，殆即以狐称胡之史实之流露于小说者乎?（后世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多述狐事，时人称其影射胡人——满人，殆即此种观念之一脉相承。）
此种推测，尚可就其他方面以证明之。考中国载籍之记狐，最初纯为兽类，不涉神怪性质，如经传诸子书所载者均是。迨至战国秦汉之世，始渐被以神怪色彩，如《史记·陈涉世家》之篝火狐鸣，即为最显著之一端。惟其时之神怪色彩非狐之所独擅；其他禽兽，如牛虎蛇鼠鸡牛狸獭鱼蛙之属，无不可成精魅；狐在其中，初无特出之处。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集存世隋唐以前小说之大成，试就其中统计之，狐事仅及三条，远不若犬怪纪事之繁多。迨至《太平广记》，为唐代小说之总汇（《广记》所收固及唐以前，而实以唐代为主），则其中兽类之分配，为龙八卷，虎八卷，畜兽十三卷，狐九卷，蛇四卷，狐居其首，而于《古小说钩沉》中最占多数之犬竟降而仅就畜兽中占得二卷之地位矣。夫蛇、虎之特多，由其乃中国本土虫兽之为害最烈者也；龙之特多，由其为印度之所崇拜，而其时佛教已大行于中国也；狐之特多，且为诸兽冠，何为哉?岂非以南北朝之后隋唐之时，西域与中国交往既密，西胡或以政治，或以商业，纷纷大量入居于中国内陆之所致哉!盖华人既以狐诟胡，狐之中自亦渗入大量之胡性。故胡之入居也日亟，而狐之为怪也日烈。《广记》卷四四七狐一狐神：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佥载》）（案《新唐书·艺文志》：（唐）张《朝野佥载》二十卷，自号浮休子。）疑即可以凭吾说以解之。而中国本土既有狐，益之以胡性，狐之一物，遂兼具本土与外来两成分；《广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赵、张，华姓也，白、康，西胡姓也，华人居本土久，故曰千年，西胡外来日浅，故曰五百年，此段记载，大似透露此项消息者矣。
苟如上所说，则于陈先生之说，敢修正之曰：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惟时人多以狐称西胡种人，故于西胡种人之臭——胡臭，亦可称之为狐之臭——狐臭；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于是胡臭一词渐废，狐臭一词专行迄今而不替矣。鄙见如此，以视陈先生单据似野狐之气一点以疏说者，理由或较充分也。后学妄论，尚祈陈先生不吝赐正是感!
1948年3月10日
补记
拙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谓：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意于其中。惟匆匆成稿，虽发此义，未获确证。近日检书，始得一事，可以证成鄙说者，《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新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所纪略同）.
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天宝十一载〕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案哥舒翰尝居京师，好读《春秋左氏传》、《汉书》（两《唐书》本传），其华化已深，故宴会之际，自能举雅言酬对。安禄山则家世贫贱，幼经流离，未尝学问（详《安禄山事迹》及《旧书》卷二〇〇上《新书》卷二二五上本传），其不解哥舒翰之喻自亦固然。然不解可也，不解复何以致怒?岂非当时社会本有以野狐讥西胡之习惯。故野狐之喻在突厥之哥舒翰为失言，在西胡之安禄山则认为针对自身之讥刺，不容不大怒矣。
1948年6月9日正文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文史》第81期，补记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九日《文史》第92期
